 作者：博雅 昨天早上，家里一个长辈对我讲：“博雅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梦不见妈妈，明明我也是那么真切地想她，二十年了呀。” 长辈年近七旬，老母亲也已经去世二十年。 听得我心里一阵难过。 就好像，最亲的人跟我们完全断了联系，我们拼命去想，仅仅想在梦里团聚一下，都成了奢求。 这似乎，我能够经常梦见母亲，反而成了那个更幸运的人。  一 病房里来了一位70岁的老爷子，头发花白，精神矍铄。 我问他：“哪里不舒服？什么原因来住院？” 老爷子说身上没劲儿，又指了指脑袋说，头晕。 看了门诊医生的诊断：左肾巨大肿物，头晕待排。 对于这样的情况，特别是高龄患者，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全身检查，包括胸部CT、腹部增强CT、头部核磁、甚至全身骨扫描。 原因很简单：一是诊断疾病本身，二是排除其他疾病，比如肿瘤是原发的还是其他部位转移过来的。 老爷子是农村人，有新农合。但从穿衣、神态及子女的状态来看，家里并不富裕。 所以门诊主任及时安排了住院，住院后，所有的检查就能走医保了。 三天后，检查结果出来，情况并不乐观。 左肾很明确，符合肾癌诊断，肿瘤超过10cm，已经突破肾被膜，侵犯到肾周脂肪。 头颅核磁，顶叶有占位，大概3cm，顶叶分管运动，这可以解释老爷子双腿乏力和头晕。 但哪个是原发，哪个是继发，还真不能下定论。我们只能根据经验，考虑原发性左肾癌，继发头部转移瘤。 有了大致诊断，我把老爷子的子女叫来，把病情告知了他们，并提供了两种治疗方案。 一种是：先做左肾肿瘤根治术，一个月后再把头部肿瘤切掉。这样做的好处是短期内极大减轻肿瘤负荷，患者能够更快的养好身体，迎接头部手术。 一种是：先去神经外科切除脑部转移瘤，然后再来泌尿外科做肾癌根治术。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头部肿瘤短期内迅速增大压迫运动神经，减少瘫痪的概率。 “医生，俺爹这个，算晚期吗？” “算晚期，因为已经有了远处转移。但是运气不算太差，把两个肿瘤都切掉，也能达到体内无瘤，也就是临床治愈。” “临床治愈是什么意思？” “通俗地讲，就是治好了。但是这个也不能完全给你保证，因为我们通过片子，只看到脑袋还有个肿瘤。是不是身体其他部位有机器看不到的微小肿瘤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只能边治边看。” “也许会完全康复，也许会在短期内肿瘤复发。” 一阵沉默。 “医生，这两个手术得花多少钱？”意料之中的问题。 “肾癌手术大概六万，脑袋的手术费我也不清楚，到时候听神经外科的。” 我其实特别害怕他们放弃。 于是加了一句：“估计不会超过六万。当然，这是报销前的花费，你们回家申请一个低保或大病，报销比例会提高不少。” 子女们听到我的回答，脸上的表情很严肃。也许是没有听懂我的话，也许是不懂癌症和恶性肿瘤这些字眼，也许，就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不知所措。 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 又是一阵沉默。 问题很简单，就是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治疗。但如此简单的问题，却是摆在子女面前的一道坎。 继续治疗，花费不菲，并且有一半的概率人财两空。放弃治疗，愧对自己良心，并且背上不孝的骂名。 无论哪一种，都不是他们这样的农村人容易选择的。 而这样的桥段，在医院几乎天天上演。 “医生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晚点告诉您。” 我有一种预感，老人可能会被放弃。  中国是人情社会，更是亲情社会，我们的生命从来不单单属于自己。为人父母，为人子女，为人妇或为人夫，都有相应的责任。 但是，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是拮据的两个子女，谁也无法替老人做出继续治疗或放弃治疗的决定。 于是，第一天，没有商量好；第二天，依然在讨论。 情况陷入僵局。 我值夜班时，老爷子找到了我。 “小徐大夫，我的病，是不是要花很多钱？”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“不过您不要担心，我跟您子女再商量一下，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找找民政机构多报销一些。” 等我说完，他就出去了。 此时此景，我的话是那样的无力。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什么也做不了。 第三天，老人的子女找到我，说还得商量。 这时候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只有一句话能够打破僵局，也就是我，一个以治病救人为理想和职业准则的医生，来打破这个僵局。 “治疗花费不小，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，你们回家再商量商量吧。” 这句话，像是全家人的圣旨，一下子摘掉了子女头上那棵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的“不孝”的帽子。 老人自己的选择已经变得不重要，特别是这种憨厚纯朴，每次查房都对我们毕恭毕敬、露出讪讪微笑的农村老人。 似乎所有人都有错，包括我；似乎又都没错，也包括我。 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，我结束手术回到病房，恰巧看到老爷子一家人正准备出院。 儿子拎着一个大的编织袋，女儿抱着脸盆，而老人拎着一个黑色的小包，低着头，远远地跟在儿女的后面。 我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了下来。  二 医院ICU住着一位首长，从我第一次参加他的会诊，至今已满一年。 因为是部队高级首长，所以跟前文中的老爷子不同，他的所有医疗费均由国防开支，他不用为钱发愁。 但一年时间，365个日日夜夜，也不是那么好熬的。 首长今年八十岁，去年因为一次腹部手术，一次脑梗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余生走向。 他浑身上下插满管子，无法说话，对外界也鲜有明确的感知。 听ICU同事讲，这一年里，每天下午三点，首长的家属，也就是刘奶奶，都会准时出现在病房里，利用仅有的1个小时的探视时间，为首长擦擦身体，按摩手脚，说些贴己的话。  去年春节值班，我去会诊，刘奶奶恰巧也在。 会诊完毕，我准备往回走，忽然刘奶奶俯下身子，伏在首长耳边，说：“亲爱的，现在已经是新年的正月了，你已经79岁了，你一定要加油哦，不要忘了你的诺言，你说过要陪我到80岁。” “我先回家去，给我们的小孙子做饭，孙子天天说想你。所以明天呀，我带他一起来。你要乖哦。” 说完，对着首长，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。 离开重症监护室，刘奶奶跟我并排走着。 “奶奶，您跟首长感情真好。” “徐医生，谢谢你呀。你知道呀，我们俩青梅竹马，一辈子没分开过。” 说完，像个小姑娘一样低下头，沉浸在不多的美好的回忆里。 “很多人问过我，说你老伴儿就这样躺着，不能说话、不能吃饭，那么痛苦，想没想过就不要治下去了？” “我说我不问，也不想问，我知道他那么努力地挣扎着活着，就是为了陪我。我怎么能先打了退堂鼓呢？” 生活就是这样，从来不让人如愿。 而无论生离还是死别，对于活着的人，说不上哪个更痛苦。 每一天，刘奶奶都风雨无阻地来往于家和医院，为首长加油打气。 他们一生形影不离，如今，要经历24个日出日落，才能凑齐从前相处的一日光阴，俩人都要独自面对一天中剩余的23个小时。 这一世夫妻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彼此厌倦，命运就突然一个转身，将两人生生分离。 我不知道，ICU里的首长，是如何一日一日熬过这人间疾苦的。 他生不得、死不得、哭不得、笑不得，甚至连基本的吞咽都没有，只能靠肠内营养液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。 但是，当刘奶奶伏下身子跟他耳语时，我依然从首长的眼中，感受到了一丝欣喜。 他还活着，还可以每天看到爱的人。 哪怕疾病缠身，活得也不够体面。 可与刘奶奶相伴的一小时，便足以让让他熬过余生所有的痛苦吧！  三 要过年了。 以前的日子，好像总是事情不多而时间漫长。还没入腊月，过年就要被提上日程了，像是一件重大而辉煌的事务。 在我长大后，过年似乎成了一件很无聊的事情，从而逐渐变得和其他日子没有分别。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在母亲去世后，过年的气氛更淡了，甚至会让我产生一些不好的遐想，过年如过关。 好在我越发地喜欢怀旧，经常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，可以弥补过年的空虚。 我是地道的北方人，北方生、北方长。 在我的印象里，北方的日子就像是北方的风景，单调而枯燥。温带大陆性气候本来四季分明，但降落到华北，似乎只剩下了两个季节：亮白炽热的夏天，和冰冷刺骨的冬天。 北方什么都是宏大的，轰轰烈烈的西北风，连绵的黄色的山，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阳光，以及大如席的雪片。映衬而来的，就是北方的人，在这宏大而空旷的背景上，像是一粒沙子，生命很轻很轻。 能够让这日子活泛起来的，恐怕就是各种节日了。只要你愿意，它能把你的情感无限拉长，让平凡的人们为之动容。 就在此刻，就在新年。 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新年绝不止在腊月，对于这样一个隆重且庄严的节日，全家人要用一年来准备，才能体现它的富丽辉煌。 每年三月开春，奶奶就会去养鸡场捉小鸡儿。我牵着她的衣角，看着那一簸萁黄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像是小绒球一般的小鸡儿，叽叽喳喳不停的叫声像在吵架，我很是兴奋。 奶奶很会挑鸡仔儿，她戴着太奶奶给的银手镯，手快速在簸萁里翻找，一会儿打量小鸡的眼睛，一会儿捏捏小鸡的大腿，最后把那些能闹腾的，生机勃勃的小鸡给拿下来，像是摘果子一样。 挑选完毕，我会央求奶奶多买一只供我玩儿。奶奶肯定会同意。 小时候的我，学习很棒，每次都能考第一。学习好，便会有很多特权。 其他小伙伴则不曾有这样的待遇，因为他们一闹，多半会被父母胖揍一顿。 最终，奶奶带着一笼小鸡儿回家去，我跟在身后，双手捧着一只属于我的鸡仔儿。 小鸡仔儿被放在改良过的放药的纸箱子里，开始了一年的轮回。  四五月份，天气渐渐暖了。 郊外的庄稼已经开种，我家没有地，父亲便打起了院子里土地的主意。 他用铁锹把地翻整出来，躬着身，一寸寸把土坷垃碾碎。他是个讲究的人，为了种好菜，甚至花钱雇人给菜园垫了一层好土和农家肥，那种认真的样子，就像给他的病人看病一样。 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豆角，按着时间点，一律被种了下去。 我在两棵白杨树中间架好秋千，荡到最高点。看到墙外的槐树开花，槐花香铺满整个院落。 夏天到了，各类水果在邻居间芬芳了起来。 隔壁大叔出去钓鱼，顺便摘了自家的杏儿，送了一尼龙袋过来。 母亲回馈他的，是刚做好的凉粉。让我送去，得到了隔壁大叔的夸奖，还有一颗糖。 我跟玩伴去偷邻居家的青苹果，结果苹果树刚打了农药。吃了苹果的小伙伴被我父亲灌了好多肥皂水催吐，我幸免于难，因为我的果子被我藏起来还没吃。 一个外地的养蜂人摔断了腿，父亲看他可怜，给他免费打了石膏，养蜂人纯朴，腿刚刚好了些，就给我家送了好大一罐蜂蜜，全家总动员好几年才吃完。 夏夜炎热，吃完晚饭，父母出去乘凉。我自己坐在院子里，看着萤火虫四处飞舞，闻着院子里的瓜果香。  秋日来的很快，忙碌是唯一的格调。 于我来说，秋日是空旷辽远的，带着一丝冷意，我不是很喜欢。 三分月抓的小鸡仔已经长大，尤其是那只金色羽毛的大公鸡，整天耀武扬威。每天打鸣，我都要被它烦死了。 天边的大雁一行行飞过，果真是书上写的人字形，再见它们，得到明年了。 庄稼都收获了，母亲经常被邻居叫去帮忙打谷子，忙到傍晚，我们一家会被邻居留下来吃饭。一瓶酒，邻居七两，父亲三两，反倒是父亲先醉，为此没少被母亲数落。 西红柿和辣椒都被摘了下来，邻居送来韭菜，再带点生姜和食盐，母亲一伙人，身后跟着我，去离家最近的石碾，做成辣椒酱。 大白菜也熟了，母亲做成各种各样的腌菜，这是我们全家的最爱，足够我们一冬天的佐食。  冬天来的时候，春节的味儿也浓了。 进入腊月，就变成了母亲的战场。那时的北方小城，物质不像现在这般充裕。过年吃的各种食物，都要自己来做。 首先就是磨豆腐。我家没有大锅，好在有邻居们帮忙。泡豆子、磨豆子、磨成的浆煮沸开来，过滤掉豆渣，点入酸浆水，豆腐就逐渐成型了。此时的豆腐呈豆腐脑状，盛一碗，放点盐和葱花，再点几滴香油，不知给我童年增添了多少回味。 压豆腐有模具，母亲把豆腐脑盛出来放进去，压上石板，两个小时豆腐就会成型。一部分泡在冷水里现吃，大部分则被切成厚片，摆在高粱杆做的帘子上，只需一个晚上，就会被冻成蜂窝状的冻豆腐，用来做大烩菜吃。 北方冬天冷，室外就是天然大冰箱。 母亲还会发豆芽。取黄豆最好，泡一泡，装在一个大瓷盆里，上面蒙着被子，放在家里暖和的地方，等待黄豆发芽。 母亲每天会把瓷盆打开两次，把下面的豆子翻上来，把上面的豆子翻下去，防止下面的豆子温度过高烂掉。翻好后再洒点儿水，保持豆子的湿润。如此反复三五天，就会看到黄豆的变形——一个个涨破了黄豆皮，带着长长的白色尾巴，很是可爱。 我最喜欢的，是粉条。 老家那里是不爱吃红薯粉条的，在我记忆中，各家各户，都会做土豆粉条。 先把土豆磨碎，然后加水，静待几日做成土豆淀粉。淀粉成型后，开水和成面团状，放入饸烙床中（一种压饸烙的工具），下面接着烧着开水的锅。 “一定要哪儿水开往哪儿压，这样粉条才会劲道。”邻居向母亲传授着经验。  馒头也会蒸好多，这样过年不用为主食发愁；还会买很多肉，放各种佐料卤好，放在墙角，随吃随拿，方便得很。 当然，三月份的小鸡也要派上用场了，母亲会抓来不下蛋的几只杀掉。 等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小年到了。 爷爷买来麻糖，再供些糕点果品，好糊住灶王爷的嘴。 祭完灶王爷，开始大扫除。家里人基本都被召集起来，扫房顶、擦家具、清洗锅碗瓢盆、拖地，各司其职，好不热闹。 屋里屋外，都换了新。新的床单被罩，新的窗帘，新的缝纫机罩，新的红灯笼。 赶大集，父母会给我买很多鞭炮，最起码是我们小朋友中最多的。 我会跟着父亲去贴对联，我给他扶住梯子，生怕他掉下来。而他故意晃动梯子，直到我哭起来，他才下来哄我。 等炉火烧得最旺时，除夕到了。 外面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放炮仗，而爷爷并不急。他不紧不慢地拿出已经写好的祖宗牌位和各方神灵，带着父亲和我做完各种仪式，在香火弥漫里，郑重地给祖先磕完头。 年夜饭开始了。 桌子上的菜摆得满满当当，一年的精心准备和收获都在桌上了，伴随着春晚的热闹喧嚣声，珍重辉煌。 奶奶和母亲讨论着电视里女明星的衣服，爷爷和父亲喝着珍藏了一年的好酒。 年味儿弥散开来。  四 今天，是父亲的生日。 母亲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脾气并不好，她经常迁怒于父亲。只是对我，她不发脾气而已。 我一直有个心结，我一直认为，母亲罹患癌症，是父亲的错。 他脾气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是暴躁。为此，母亲没少生他的气，却又无法跟人诉说，只能闷在心里。 我是对父亲不满吗？说是，也不是。 我本就不是个乐观主义者，却一直心存侥幸地活着。我悲观的知道最坏的结果，却做着侥幸的打算。我清醒地明白老家和北京的医院差别并不大，却如此侥幸的相反地认为着。殊不知在病情中遭罪的人是多么忐忑与不安，想要好好治疗却又怕拖累我们的母亲是多么的纠结与焦虑。 我是在很久之后才后知后觉的，独自面对疾病的她肯定非常害怕，那些暴躁、焦灼、呛人的表现，其实是种示弱与求助，就好像小时候独自走夜路的我，要靠唱歌来恫吓恐惧。 所以，归根结底，对父亲的不满，本质是对我自己无能的控诉罢了，我无力拯救母亲，却希望把矛盾转嫁给别人。 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质，怪别人永远比怪自己要轻松。 跟自己和解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 好在，生老病死带来的结构性压抑感，最终会在生活的细节中被碾碎，然后揉进财米油盐，消化在酸甜苦辣中。 能治愈自己的，也只有生活本身而已。 所以，老爸，生日快乐！ 岁末将至，平安喜乐。  往期回顾丨博雅医生 |
